www.2003.com:张鸿巍:未成年人司法政策应该改变

2019-05-06 作者:回馈社会   |   浏览(162)

石跃 袁亮

——打击与保护相辅相成,如果该打击的没有打击到,就保护不了该保护的;——保护过度,就成了纵容。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处理原则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围绕该原则进行的一系列司法制度设计,除了要保护社会利益之外,还要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进行预防和矫治,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个体利益相协调。在此情况下,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轻刑化处理成为当然的刑事司法政策。实践中,轻刑化处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未成年人判处相较于成年人轻的刑罚,更多地适用非监禁刑;二是对未成年人作出非刑罚处理,如不起诉。

张鸿巍: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能妖魔化,但亦不宜刻意强调其犯罪动机及个人境遇的独特性。司法实务中,出现了一些片面强调对未成年犯罪人帮教而忽视了对被害人正当权益保护的情形,这使得一些被害人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愈加不利于唤起被害人及民众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认可。许多未成年人之所以被轻缓化处理实非犯罪情节轻微,而是因法定从轻或减轻规定等衍生性刑事政策使然。在某些案件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程序保护及实体从轻或减轻处罚,时常会激起被害人及民众的诟病及质疑,认为可能有放纵和姑息未成年人犯罪之嫌,特别是对一些社会危害较大的案件更是反映强烈。若是处理不当,或会加剧被害人及加害人间仇恨及敌对等矛盾的波动,继而引发社会不满,极大破坏正义与公平观念在社会中的普及和推广。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暴力化、低龄化、团伙化趋势,尤其是“校园欺凌”案件一再成为社会舆论焦点,给司法办案带来很大挑战。对未成年犯罪人罚当其罪,保证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已成为一道司法难题。

张鸿巍:对这个问题,学界确有一定争议。我个人认为,未成年人司法秉承之“儿童利益最佳”原则实际上是全面的、动态的,而非局部的、静态的。换言之,应当将未成年犯罪人、被害人、社会公众等对司法公正之认知和践行纳入整体性框架考量,而非仅仅只考量未成年犯罪人本人,否则被害人及社会公众有可能较难感知及认同仅对或主要对未成年犯罪人做出之特殊化处分。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检察院

张鸿巍:刑事责任年龄对于划分未成年人司法与刑事司法管辖权等问题来说重要性无以复加,因而大多数国家与地区均明文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起算点,具体限定因国别不同而大相径庭。12周岁是联合国有关部门统计的世界平均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其中英美法系法域刑事责任年龄偏低,而大陆法系法域刑事责任年龄仍相对较高,大体维持在14至16周岁之间。从相关数字来看,许多大陆法系和部分英美法系法域的刑事责任年龄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其在刑事责任年龄上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牵涉到几个关联责任年龄的相应调整,包括完全责任年龄、相对无责任年龄、绝对无责任年龄及减轻责任年龄。因而,调整刑事责任年龄绝非仅仅只是降低完全刑事责任年龄那样简单,而应对此有着更为全面统筹的认知。我个人认为,一方面,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主张有一定民意基础,不宜视而不见,也确有调整的空间和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在缺乏足量实证数据支撑和域外比较研究基础上,贸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面临饮鸩止渴的风险。目前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原则上起算点是14岁、16岁,但若下调年龄,可能需要确定14岁以下或16岁以下低龄犯罪人口数量及比例,而这需要较长时间的纵观性数据分析,否则仅仅因某些媒体曝光的低龄犯罪案件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能会面临刑事司法资源配备不均衡的难题。打个比方,若下探至13岁对八种法定罪名追究刑事责任,但实际上13-14岁未成年人触犯这些案件梳理微乎其微,那可能会浪费刑事司法资源;如果再出现12岁未成年人犯有恶性案件,是不是继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至12岁?如是,几无宁日。目前,我国尚缺乏独立的未成年人司法,若贸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能会将一些本应受未成年人司法矫正处分的低龄未成年人推至刑事司法系统,长久并不一定有助于构建非刑事的未成年人司法。

笔者认为,轻刑化的刑事司法政策,已经体现在办案所依据的法律、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之中,司法人员依法办案就是在贯彻政策。虽然司法人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要以轻刑化政策为指导,但不能因此忽视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被害人的权益保障。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刑事保护地位本就不对等,过度轻刑化无疑将加剧这种情形。另外,当前对不起诉、适用缓刑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治体系并不完备,司法办案不应脱离这样的客观实际。如果轻刑不能为教育创造条件,那么这样的轻刑无异于放纵。

贸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有风险

未成年人犯罪过度轻刑化应予防范

www.2003.com,数据可能遮蔽了实况

具体案件如何进行轻刑化处理,尤其是对未成年犯罪人是否需要科处刑罚、刑罚孰轻孰重等问题的判定,大多依赖于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因此,在当前不断强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背景下,部分司法人员可能为了迎合这种要求而盲目追求轻刑。特别是一些地方将不起诉率、缓刑适用率作为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绩效指标,容易使司法人员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无条件地减轻处罚,过多地适用不起诉、缓刑。这将导致刑法对未成年人失去应有的震慑和警示作用,公众对法律惩戒犯罪的能力及效果的信任程度也会随之降低。

读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核心前提,其合理性在哪?

——一些法律界人士对受害者的关注、同情、保护、支持不够;

张鸿巍:根据英美普通法传统,一般说来,7岁以下未成年人被推定不具有犯罪意图而无需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而14岁以上未成年人被视已较成熟、需就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对于7至14岁这一年龄段则被视为灰色地带,处于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基本上会被推定为不具有犯罪能力。但若有证据显示该少年对其不法行为的对错、善恶能够领会并加以区分,则可判断其有罪而应承担由此所带来的后果。时至今日,受英国影响较深的爱尔兰、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南非、泰国、塞浦路斯等国仍将7岁作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美国尚未对刑事责任年龄设定全国性统一标准,而是交由各州自行确立,目前仅有15个州明文规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通常跨越6至12岁;至于其余尚无制定法规定最低刑事责任的各州,则主要依赖于普通法传统中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即7岁。对于联邦罪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则为10岁。

一个女法官的转变

张鸿巍:我国目前所运行之未成年人司法,虽然在民事司法和行政司法上正在逐步破局和延伸,但整体仍属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大致上从属于刑事司法,受成人司法规制和影响较多。以成立第九厅为表征,最高检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分制度,为构建既反映国际法义务且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罪错两元化处分提供了契机。毕竟,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中,大多数案件仍是违法案件,比如离家出走、旷课逃学等等,即非刑事案件,这些案件虽由《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界定,但一直未正式纳入司法化处分之中,而游离于外。通过构建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分制度,非刑事化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或可期待,这将为更大范围内应对未成年人问题提供了顶层设计和运作样本。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很大,尺度把握全在一念之间;

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屡屡见诸报端,更让人心焦的是,对其中一些发生在14岁以下的案件,法律似乎束手无策,如何解开这个局?读 专访了张鸿巍。

——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执法人员的思想不统一;

读 :今年1月3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改革内设机构有关情况,最高检增设了第九检察厅,专门负责未成年人的检察工作,而在此前,承担这一职责的为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这一临时机构。2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发布《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提到“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分制度”,如何解读这些举措?

读 :针对多起不满14岁未成年人杀人等恶性案件,社会上有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为什么法学界很多专家不赞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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