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 别了司徒雷登!

2019-05-30 作者:集团文学   |   浏览(96)

在那些日子,毛泽东显得异常忙碌。用他的话来说,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刻:他忙于建立新政权;他忙于“追穷寇”……就在这个时候,从八月十四日至九月十六日,短短的一个来月中,毛泽东却亲自动笔,为新华社接连写了五篇评论,抨击美国政府。  

 

  从表面上看,事情是由于八月五日美国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引起的。这一白皮书的全称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关于1944~1949年时期》。这一白皮书,长达一千零五十四页,正文共分八章。白皮书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建议编写的。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极力主张编写一份以最近五年为中心的我国同中国关系的详尽报告,在它垮台时予以发表。总统表示同意,于是,成立了一个由富有学识和专长的人员组成的小组,在沃尔顿·巴特沃思的领导下开始工作,后来由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博士担任主编。”另外,艾奇逊还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题为《美中关系概要》的长信,与白皮书一起发表。杜鲁门总统为白皮书的发表,写了这样的声明:“此时发表这份坦率和翔实的报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对中国和整个远东政策将以有情报根据和明智的舆论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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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皮书的发表,引发了毛泽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一场激烈的论战。其实,这场论战,或迟或早总要发生的,白皮书只是成了导火线罢了。在国共之间,虽说美国人多次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实际上美国政府是蒋介石的后台。随着蒋介石的惨败,诚如艾奇逊所言:“现在已经很清楚大陆上的国民党政权已经接近垮台了,今后美国必将不再支持大陆上的政权。”艾奇逊所说的“大陆上的政权”,不言而喻,指的是中共政权。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知道“司徒雷登”这个名字的。虽然这篇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写就的3600多字文章中,真正涉及司徒雷登的只不过几百字,但司徒雷登却因被定格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持久不衰的“名人”。

  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这么评论道:  

其实与司徒雷登在华的漫漫50年历程比,“大使”经历不过是其中短短两年。从传教士到教育家到外交家,司徒雷登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见证了乃至经历了中国近代复杂多变而波谲云诡的历史。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18岁那年一场偶然相遇,使得傅泾波——这个清末贵族改变了以后的全部人生方向。而他也获得了司徒雷登始终不渝的信任,自此有了长达44年的追随。司徒雷登在晚年,也用“田园诗式的友情”来形容他与傅泾波这种超越种族、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关系。

  虽说美国政府和中共的决裂乃是意料之中,然而,美国政府和中共之间在蒋介石政权即将垮台之际,却有过一番秘密谈判。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有那么几句令人玩味的话:“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傅履仁是傅泾波的幼子,16岁那年与母亲一起到美国,与一年前先期陪同司徒雷登到达美国的父亲傅泾波团聚。现在的傅履仁是美国陆军第一位华裔将军,任美国陆军法律总监33年之久。退役后,傅履仁还曾担任美国麦道飞机公司驻中国总裁。他的妻子宗毓珍,是著名华裔主持人宗毓华的姐姐。今年5月,傅履仁正式成为由杰出美籍华人(如贝聿铭、马友友等)组成的百人会的第四任会长。在他眼中,父亲对待“爷爷”司徒雷登的方式,体现的正是中国最古典的一种君子风范。

  毛泽东所称的这位“大使老爷”司徒雷登,是一位道地的“中国通”。迄今,在杭州耶稣堂弄三号,尚可见到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尔先生来杭州传教时,在一八七三年建造的花园别墅。司徒雷登先生就出生于此屋,并在此度过了青少年时代。  

清末贵族与传教士的相遇

  中共与这位“大使老爷”原本有着不错的关系。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当赫尔利辞去美国驻华大使之职时,美国政府曾准备委任魏德曼为驻华大使。魏德曼明显地倾向于蒋介石。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在重庆见到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时,说道:“魏德曼将军与蒋介石关系极为密切。让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中国不仅无法实现联合政府,而且内战将是不可避免的。”马歇尔当即问周恩来:“你以为谁是美国驻华大使最合适的人选?”周恩来敏捷地答曰:“燕京大学校长约翰·莱顿·司图尔特博士,无论在学识上和人格上,还有在政治的中立方  

1900年父亲傅泾波出生于满族正红旗的一个贵族之家,曾祖父因剿灭“义和团”有功,而被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并担任过甘肃镇守使,是一个权倾一方的显赫人物。父亲是家中的长孙,深得宠爱。6岁时,便被曾祖父带到朝中觐见过慈禧太后。父亲的另一个名字“永清”,就是慈禧太后起的,意思是“永远清洁”或“永远忠于清朝”,可见傅家在清廷中的地位。

  面,难道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周恩来所提到的约翰·莱顿·司图尔特(John Leighton Stuavt)博士,其中文名字便曰司徒雷登。马歇尔元帅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后来美国政府果真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南京已岌岌可危。这天清早,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风风火火前去拜访司徒雷登,转达了李宗仁代总统的话:“请大使先生尽快离开南京,移驻广州。”司徒雷登确如毛泽东所言,“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司徒雷登依然“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他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在南京城里打探着消息。四月二十八日,一位重要人物从北平乘火车南下,到达南京,使司徒雷登喜出望外。  

祖父傅瑞卿早年也在清廷做事,后来弃政从商,并改信基督教。祖父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虽然是地道的满族,但他对清末腐败很痛心,后来成了最早的反清人士,也是最早剪辫子的那批人。他甚至不允许父亲再娶旗人,我们在外也从不说自己“在旗”。

  此人名叫黄华,受周恩来的委派,出任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周恩来派黄华来南京,是考虑到南京原是国民政府首都,有着众多的外国大使馆,有着许多涉外事务需要处理。司徒雷登对于黄华的到来深为欣慰,是因为黄华肄业于燕京大学,是他的学生,又是傅泾波的同班同学。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其本意就是为了试探与中共秘密谈判,而黄华与他以及傅泾波有这样熟悉的关系,自然很有利于谈判。于是,就在黄华抵达南京不久,五月六日,司徒雷登就派傅泾波前去拜访了黄华,表示司徒雷登愿与黄华就美国政府和中共的关系进行秘密会谈。五月十三日,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去拜访司徒雷登,进行了秘密会谈。司徒雷登表示,在中共新政权成立时,美国可以考虑予以承认,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中共必须按照国际公认的惯例,尊重国家之间的条约;二是中共建立的新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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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华则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如果愿与新中国建立新关系,首先的条件是不干涉中国内政。黄华提及,美国驻青岛的军舰、陆战队,必须尽快撤走。  

1941年时的司徒雷登

  在这次会谈后一星期,驻青岛的美军果真撤走了。不久,傅泾波来见黄华,说司徒雷登要和他一起飞美一次,向美国政府请示有关问题。六月三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南京市委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允许司徒雷登及傅泾波赴美的指示》,指出:“青岛美军舰队确已退走,国民党匪军已东撤完,我军冬或江日可入青市。”“可同意司徒带傅泾波飞美,当其提出申请并完成手续后,即予许可,并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发给傅泾波以个人名义的出国护照。在司徒赴沪前,黄华可与之见面一次。”  

父亲第一次遇见司徒雷登先生是在1918年。那一年秋季,父亲陪同祖父去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会,当时身为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的司徒先生受邀发表演说。这一次初聚,成了父亲人生的一次里程碑。司徒先生后来在回忆录里还特地提到这一段:“虽说他(注:指傅泾波)听不懂我的南方话,但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着一种光芒。”

  中共中央的电报,还就黄华的谈话内容作了指示:“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该再与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黄华可向司徒或傅泾波透露个人看法,新政协可能在占领广州后召开,不要说很快召开的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1919年,司徒雷登到北京就任燕京大学校长,父亲与司徒先生再次相遇。不久,父亲从北大转到燕京大学,开始边读书边为司徒雷登做事。父亲得了一场肺病,司徒先生的母亲、司徒及其夫人都时常探望他。父亲曾说,在他眼里,司徒雷登仿佛“基督化身”,他对司徒先生的爱甚至超过对他的亲生父亲。

  黄华接到中共中央电报三天后——六月六日,在南京军管会外事处约见了司徒雷登和傅泾波,转告了中共中央的意见。黄华又一次强调,美国政府如果要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前提是美国政府必须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外交关系,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司徒雷登则不愿正面作出答复。秘密会谈的气氛虽说客客气气,但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司徒雷登回去后,改变了主意,不急于回国请示。六月八日,他又派傅泾波去见黄华,询问司徒雷登在返美之前,可否去一趟北平,以便直接了解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意见。傅泾波问及黄华是否跟周恩来有着联系。黄华当即明白,司徒雷登想去北平拜会周恩来。  

初到北京的司徒雷登急需建立与北京文化教育界的联系。父亲利用他的优势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帮助。有一次,父亲在司徒先生盔甲厂(注:燕京大学迁往燕园前的旧址)的住宅内安排了一次晚宴,出席晚宴的12位客人都是像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这样享有盛名的名流,这让司徒先生看到了父亲在这一方面的关系和能力。

  黄华迅即电告中共中央。北平表示,既然美军果真从青岛撤退,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政策有所松动,而且司徒雷登也还是做了好事,让司徒雷登来北平有好处。但是,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驻中华民国的大使,他以这样的身份来北平,自然不便。于是,中共中央建议司徒雷登以私人身份前来北平。  

那时一心想把燕京大学创办成一流大学的司徒先生,希望父亲能做他的助手。父亲最终答应了,但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酬劳;二、不参与燕大的任何校内事务;三、只对司徒雷登校长一人负责。从中看出,父亲之所以答应司徒先生,纯粹出于私人友情。

  司徒雷登是个聪明人,他很快就想出一个非常体面而又符合逻辑的理由:他长期担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每年六月都返校过生日,今年也不例外。  

父亲在燕大上了两年学后因病休学,他特殊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以及他与司徒先生非同一般的师生关系,使他经常遭燕大教师非议,这使父亲十分苦恼。为了避嫌,身体康复后,父亲又回北大读书。

  司徒雷登给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写了信,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1922年,父亲受司徒先生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两年后,父亲的婚礼,也是司徒先生做的主婚人。他俩的关系已远远超过一般的师生关系,特别是当司徒雷登的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唯一的儿子又回美国后,父亲成了他唯一的亲人。除了我之外,家里还有三个姐姐。大姐叫爱琳,也是司徒太太的英文名字。

  也就在这时,中共中央电报中提及的“新政协”,于六月十五日召开了筹备会。  

从传教士到大学校长

  司徒雷登注意到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所讲的关于对外关系的一段话:“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司徒雷登有一个很地道的中文名字,但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的父亲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28岁来到中国直到1913年在杭州病故,老司徒先生在中国生活了46年。司徒雷登的父母及童年夭折的一个弟弟如今都安葬在杭州。

  六月二十八日,黄华前往司徒雷登住处,转告他,周恩来欢迎他去北平燕京大学,也欢迎在北平跟他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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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雷登急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司徒雷登少年时与全家的合影,中立者为家中长子司徒雷登

  七月一日,艾奇逊电复司徒雷登:“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关上了与中共谈判的大门。于是,司徒雷登不得不结束了他的使命,告别生活了五十年之久的中国,于八月二日和傅泾波一起启程返回美国。接着,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美中关系白皮书》。于是,八月十四日起,毛泽东开始接二连三地抨击白皮书。毛泽东在八月十八日,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毛泽东写道:“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失败的象征。”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11岁被送回美国上学,借住在亲戚家。受父母影响,司徒雷登及其两个弟弟在美国读完大学后,都先后来到中国当了传教士。司徒先生在28岁那年,带着新婚妻子重又回中国传教。几年前我回国时,有一次与当时的上海市长徐匡迪一起吃饭,他偶然提起说,小时候曾听过一位叫司徒的外国人传教,那人中文非常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并不知道这个“司徒”就是毛泽东写的那个“司徒”,我后来告诉了徐市长司徒与我们家的故事。

  毛泽东诙谐地称司徒雷登为“滚蛋大使”,笑称艾奇逊为“一位可爱的洋大人”,“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因为毛泽东称白皮书为反面教材,艾奇逊为反面教员),又称杜鲁门为“马歇尔幕后总司令”……司徒雷登回到美国,艾奇逊嘱他要避开新闻记者,免谈中美关系。一九五二年,司徒雷登辞去了有名无实的驻华大使之职,埋头于写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于一九五四年出版。一九六二年,司徒雷登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寓所,终年八十有六。  

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司徒先生被教会推荐到那里任教,他在那里生活了11年,也自此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学院担任教师的第三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那时还特别聘请司徒先生担任他们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发表演说,宣布辞去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司徒雷登是在场的唯一外国记者,也是唯一的外国人。正因为他对中国政局以及中国社会的了解,1915年回国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还在白宫召见了他,向他了解中国及中日关系等情况。

那时候,美国基督教会决定将几所教会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推举为校长,1919年1月赴京上任。当时学校本部在城区的盔甲厂,校舍严重不足。司徒雷登亲自骑毛驴或自行车四处勘察,看中了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那个园林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下,但司徒雷登亲自前往西安游说,陈树藩终于被他的诚意感动,不仅以象征性的4万银元低价出让,还捐给燕大2万银元作奖学金。

为了新成立的燕京大学,父亲那时候也常陪同司徒先生到处筹款。1923年,他们一起到东北拜访张作霖,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对他们都很友好。张学良后来还跟他们讲了许多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的细节——当时日本人派出了以林权助男爵为首的代表团来吊唁,追悼会后,日本人拿出当初被张作霖拒绝的那份文件逼他签字,张学良向司徒雷登描述,他怎样紧闭双眼以示拒绝,等着对方开枪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父亲陪着司徒雷登拜访过很多人:段祺瑞、孙传芳、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冯玉祥等。他们不仅使这些官僚或军阀为燕大捐了款,也与之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那时中国的政局复杂多变,到了后来,他们也多少介入到政治生活中。蒋介石在南京就职不久,曾几次请父亲去执行秘密使命,其中包括说服少帅张学良摆脱日本人控制,承认国民党南京政权。父亲后来还数次受命去美国,拜访了包括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在内的很多政界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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