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沙多—吉里www.2003.com

2019-06-20 作者:集团文学   |   浏览(171)

 
  在法国我比较熟悉的地方是沙多—吉里,我住得最久的地方也是沙多—吉里,一年零一两个月。五十年来我做过不少沙多—吉里的梦,在事繁心乱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在那个小小古城里度过的十分宁静的日子。我的第一部小说是在这里写成的,是从这里的邮局寄出去的。我头上的第一根白发也是在这里发现的,是由这里的理发师给我拔下来的。①  我还记得那位理发师对我说:“怎么就有了白头发,您还是这么年轻呢!”我在小说里说他是老年的理发师,其实他不过是中年人,当时我年轻,因此把年长于我的人都看得老一些。那个时候我住在拉封丹中学里,中学的看门人古然夫人②和她的做花匠的丈夫对我非常好,他们是一对老人。在学校里我收到外面的来信较多,那些信都是古然夫人亲手交给我的。我和两个同学在沙多—吉里度过第二个暑假,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在传达室里用餐,古然夫人给我们做饭,并且照料我们。这三四个星期,学校里就只有我们和他们夫妇,别的人都休假去了。总学监还在城里,但也只是每隔七八天到学校里走走看看。在我的脑子里许多熟人的面貌都早已模糊了。只有古然夫妇的慈祥的面颜长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总觉得我有一张他们老夫妇的合影,可是找了几次都没有找到,后来才明白这只是我的愿望和幻想。
  我留在沙多—吉里最后那些日子里,每天在古然夫人家(也就是传达室内)吃过晚饭,我们三个中国人便走出校门,到河边田畔,边走边谈,常常散步到夜幕落下、星星闪光的时候。我们走回校门,好心的老太太早已等在那里,听到她那一声亲热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样。一九六一年我回忆沙城生活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她那慈母似的声音伴着我写完《灭亡》,现在又在这清凉如水的静夜伴着我写这篇回忆。愿她和她那位经常穿着围裙劳动的丈夫在公墓里得到安息。”
  在我靠边挨斗的那一段时期中,我的思想也常常在古城的公墓里徘徊。到处遭受白眼之后,我的心需要找一个免斗的安静所在,居然找到了一座异国的墓园,这正好说明我当时的穷途末路。沙多—吉里的公墓我是熟悉的,我为它写过一个短篇《墓园》。对于长时间挨斗的人,墓园就是天堂。我不是说死,我指的是静。在精神折磨最厉害的时候,我也有过短暂的悲观绝望的时刻,仿佛茫茫天地间就只有一张老太太的脸对我微笑。
  但是这些都过去了。经过十年的考验,我活了下来,我还能够拿笔,我还能够飞行十七个小时。我居然第二次来到沙多—吉里,我居然重新走进拉封丹中学的大门。我走进五十年前的大饭厅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在做梦。
  饭厅的外形完全没有改变,只是设备更新了。我进了每天经过多少次的厨房,我过去住在大饭厅的楼上。厨房里焕然一新,从前的那张长桌和那把切面包的刀不见了。有一次在假日,我用那把刀切别的东西,割伤了左手的小指头,到今天刀痕还留在我的手指上。经过厨房我上了楼,临窗的甬道还是那个样子。只是我住过的房间改小了①。当时住在紧隔壁的就是那位学哲学的朋友,他现在是华中师范学院的教授,他听说我到了法国,却想不到我“会去拉封丹中学大饭厅楼上我们同住过的宿舍”。两个房间都是空空的,好像刚刚经过粉刷或者修整。我手边还有一张五十一年前的旧照;我的书桌上有成堆的书。我在房门外立了片刻,仿佛又回到那些宁静的日子。我看见自己坐在书桌前埋着头在练习簿上写字,或者放下笔站起来同朋友闲谈。我又走下楼,走到后院,到枝叶繁茂的苦栗树下,过去我起得早,喜欢在这里散步,常常看见那个在厨房劳动的胖姑娘从校长办公室里推开百叶窗,伸出头来微笑。我又从后院走进有玻璃门的过道,从前在假日我常常拿本书在过道里边走边读,几次碰到留小胡子的总学监,他对我的这种习惯感到惊奇。然后我又走到学生宿舍楼上的房间,另一个中国同学曾经在这里住过,也是我当时常到的地方。
  这一天和下一天都是假日,看不见一个学生。这样倒好,免得惊动别人。说实话,我自己也想不到会有沙多—吉里之行。我没有主动地提出这个要求,虽然我满心希望能够在这个宁静的古城哪怕待上二三十分钟,可是我没有理由让同行的人跟随我寻找过去的脚迹。殷勤好客的主人中有人熟悉我的过去,读过我的文章,知道我怀念玛伦河上的小城,便在日程上作了安排,这样我就到沙多—吉里来了。连远在武汉的“哲学家”也感到“事出意外”,我的高兴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我离开巴黎去马赛上船的前夕,最后一次到沙多—吉里去,只是为了拿着身份证到警察局去签字,以便在中国公使馆办回国的签证。这是早已忘记、临时发现、非办不可的事。我买了来回的火车票,来去匆匆,非常狼狈,心情十分不好。这一次坐小车沿着高速公路开进沙多—吉里,在学校的院子里停下来。年纪不太大的女校长冒着细雨在门口迎接我们,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副市长和一位老同学,他已经是诗人和作家了。
  学校有大的变化,而我不用介绍和解释,便了解一切。我觉得对这里我仍然熟悉。一棵苦栗树,两扇百叶窗,都是我的老朋友。但是在我身边谈笑的那些新朋友不是显得更友好、更亲切吗?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把过去和现在混在一起,将回忆和现实糅在一起,而陶醉在无穷尽的友谊之中!我甚至忘记了时间的短暂。副市长从学校把我接到市政厅,打着伞送我进去。那是我过去没有到过的地方,在那里市长安·罗西先生为我们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用热情、友好的语言欢迎我们。我和他碰了杯,和在座的法国朋友碰了杯,从市长和副市长的手里分别接过了沙多—吉里的市徽和沙城出生的伟大诗人拉封丹的像章,对我来说,再没有更珍贵的礼物了。过去我想念沙城的时候,我就翻看我回国写的那几个短篇(《洛伯尔先生》、《狮子》、《老年》和《墓园》)。今后我看见这两样礼物,就好像重到沙城。何况我手边还有老同学阿·巴尔博赠送的他的三卷作品。

 
  前几天收到法国朋友从马赛寄来的照片。我一遍一遍地看它们,又想起了马赛。这一次我在马赛只住了一天。但是我找到了一九二八年住过的美景旅馆。我在短篇小说《马赛的夜》里写过:“我住的地方是小旅馆内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就只有这么一句。但是在《谈自己的创作》却讲得多一些,我这样说:“有时在清晨,有时太阳刚刚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马赛的海景;有时我晚饭后回到旅馆之前,在海滨散步。”在我的另一个短篇《不幸的人》里,叙述故事的人在旅馆中眺望日落、描绘广场上穷音乐师拉小提琴的情景,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实感写的。印象渐渐地模糊了。可是脑子里总有一个空旷的广场和一片蓝蓝的海水。
  五十一年后我又来到了这个地方。我找到了海滨的旅馆,还是一位同行的朋友先发现的。我站在旅馆门前,望着这个非现代化的建筑物,我渐渐地回到了过去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起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海员罢工,轮船无法开出,我只好一天一天地等待着。在窗前看落日,在海滨闲步,在我是一种享受。此外我还做过两件事:读左拉的小说,或者参观大大小小的电影院,这是我在《马赛的夜》里也讲过的。我在法国至少学会两件事情:在巴黎和沙多—吉里我学会写小说;在马赛我学会看电影。我还记得我住在沙多—吉里中学里的时候,我的房间在中学食堂的楼上,有时晚上学校为学生们在食堂放映电影,住在我隔壁的中国同学约我下去观看,我总是借故推辞,让他一个人去。不知什么缘故,我那时对电影毫无兴趣。在马赛我只有那个新认识的朋友,他也姓李,还在念书,是巴黎一位朋友给我介绍的,因为是四川同乡,不到一天的工夫我们就相熟了。他约我去电影院,很快我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回到国内,也常看电影。看了好的影片,我想得很多,常常心潮澎湃,无法安静下来,于是拿起笔写作,有时甚至写到天明。今天,我还在写作,也常常看电影,这两件事在我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收到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我和远近七只灰鸽在一起拍摄的。依旧有安闲的鸽子,依旧有蓝蓝的海水,可是大片的水面给私人的游艇占据了,过去穷音乐师在那里拉小提琴的广场也不见了,一切都显得拥挤,行人也不少。美景旅馆似乎还是五十一年前那个样子,我在门前站了一会,脑子活动起来了。我想起当时我怎样从这小门进出,怎样从五层楼的窗口望海滨广场,我有一个印象:旅馆两旁的楼房大概是后来修建的,仿佛把它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样的记忆不见得可靠,人老了,记忆也混乱了。只是当时我没有这个印象,所以我这样说。这天下午我去参观古希腊修道院旧址的时候,法国朋友送了我一本《古马赛图》。书中共收一百五十二幅绘画,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前半叶,当然看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马赛。因此在海滨散步的时候,我常常想,我要是当时照个相那多好。那位姓李的朋友的声音我还不曾忘记,可是他的面貌早已烟消云散了。
  重来马赛,我并不感到寂寞,我们代表团一行五人,还有同行的中国朋友、法国朋友和当地法中友协的主人。我们毫无拘束地在海滨闲步、谈笑。微风带来一阵一阵的鱼腥味:我们走过了鱼市,看见家庭主妇在摊上买各种各样的鲜鱼。我们买票搭船去伊夫堡,再从那里回到海滨时,鱼差不多销售一空,一个上午过去了。
  去伊夫堡,在我们这些中国客人都是第一次。五十一年前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听那位姓李的朋友讲过伊夫堡的事,它在我的脑子里只是一个可怕的阴影,一个囚禁犯人的古堡。回国以后才知道这里关过米拉波,才知道大仲马写《基度山伯爵》的时候,为他的英雄挑选了这样一个监牢,他当时经常同助手到这个地方来做实地调查。我去伊夫堡,不仅是为了看过去的人间地狱,而且我还想坐小船在海上航行,哪怕只有几分钟,几十分钟也好!
  我达到了这个目的。海风迎面吹来,蓝色海水开出了白花,船身在摇晃,我也在摇晃。看见平静的海面起了浪,看见船驶向古堡,我感到兴奋,感到痛快。我不晕船,我爱海,我更喜欢看见海的咆哮。海使我明白许多事情。
  我走进了古堡,到了过去囚禁政治犯的地方,看到一间一间的囚室,看到一个一个人的名字。每个给带进来的人大概都会想到但丁的一句诗:
  Lasciate ogni speranza,voi ch’entrate.(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
  我站在底层的囚室里,也想到但丁的那句诗,那是写在地狱入口的大门上的。我掉头四顾,那么厚的墙,那么高的小窗,那么阴冷的囚房,又在孤零零的海上小岛上!进来的人还会活着出去么?“铁假面”(居然真有“铁假面”,我还以为是大仲马写小说时创造的人物!)的结果不知道怎样。米拉波伯爵居然回到人间了。我似梦非梦地在囚房里站了一会,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比起我、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这里又算得了什么呢?法国人不把它封闭,却对外国客人开放,无非作为历史教训,免得悲剧重演。巴士底狱没有给保留下来,只是由于民愤太大,革命群众当场捣毁了它。我们的古人也懂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却有人反复地在我们耳边说:“忘记,忘记!”为什么不吸取过去的教训?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健忘”的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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