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www.2003.com】》:秦王朝专制政治的黑

2019-08-22 作者:集团文学   |   浏览(72)

顺便说一下,秦国对40万赵国俘虏,是杀而不是坑杀。坑杀是活埋,既费力又不能展现武功;杀是把人杀死,然后堆成一座山,以此造成其他国家极大的心理恐慌和震慑!

秦国在春秋时期独霸西戎,但到了战国初期却面临着一个强敌那就是刚建国不久的魏国。魏国是从晋国里分裂出来的一个国家,魏国的第一任国君魏文侯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魏文侯在位期间招贤纳士起用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里有法家鼻祖李悝、兵家著名人物乐羊、 吴起和儒家大师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魏国崛起之后,魏文侯任吴起为将西侵秦国尽夺秦国河西之地。可惜魏文侯去世之后,魏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了中原和韩、赵、齐、楚打得不可开交又加上吴起被小人诬陷从魏国出走等因素才让秦国有了喘息之机。

《商君书》的作者一再鼓吹要“重刑”。“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他的这个“重刑”,是轻罪重罚的意思:

参考资料:《过秦论》《史记》

还得再说一声——且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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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这是给人民以议政的权力,商鞅把这一自古以来的权力都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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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本纪》:

商鞅和秦孝公的初次会面并不愉快,《史记 商君列传》记载:“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秦孝公对于商鞅的长篇大论丝毫不感兴趣,事后秦孝公甚至还大骂了商鞅的引荐人景监一顿。过了五天之后,商鞅再次请求景监将其引荐给秦孝公。商鞅和秦孝公第二次会面又不欢而散,景监再次受到了秦孝公的责骂。直到商鞅第三次箭秦孝公时,秦孝公对他才友善起来。原来商鞅前两次都是在给秦孝公讲王道,他希望秦孝公的能建立像三代开创君王那样的功业。《史记 商君列传》记载:“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秦孝公认为以秦国目前的状况,在他有生之年统一天下简直是天方夜谭。因此他的想法很实际那就是在他有生之年能恢复秦国以前的霸业就很不错了。商鞅在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明白了秦孝公的真实想法只谈彊国之术而不谈帝王之业,这才受到了秦孝公的待见。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朝代,谁能快乐而幸福?它为谁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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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61年,响应秦孝公的号召,商鞅来到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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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当然失败了。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一直被山东诸国边缘化。河西之战后,秦国对于当时天下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了。秦国成了战国里最没有存在感的国家之一,倘如秦孝公不实行商鞅变法那秦国被魏国吞并只是时间的问题。《史记 商君列传》记载: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由此可见当时秦国和魏国之间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关系”。

一口气说出了八种品质,然后又是一连三个斩钉截铁的“不可以”。除了战争,不承认一切价值。拥有“农战”以外的一切品质,都“不可以”。你坚强吗?国家破败你;你锋利吗?国家挫折你,甚至你的生存方式谋生手段都要由国家来安排:

马陵之战后,魏国被齐国打的大败。此时的秦国经过变法之后实力逐渐增强,商鞅趁机说服秦孝公攻打河西之地。魏国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元气大伤不得已只得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以求和。河西之地再次易主纳入秦国的版图,魏国迫于秦国的压力将都城从安邑迁到了大梁。秦国收复河西之地标志着战国时期秦国霸业的开始,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最终带领着秦国实现了救亡图存的伟大目标。

同时被杀的,是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史记·秦始皇本纪》)

商鞅变法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场惊天动地的变法改革为秦国扫灭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西汉名臣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上说道:“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这句话的大意就是,秦孝公有并吞天下之心因此才任用商鞅实行变法。

比“以弱去强”更可怕、更丑恶、更暗无天日的,《商君书》竟然提出要“以奸民治”:

河西之战后的秦国正如鸦片战争后的清国,它让秦国后来的国君逐渐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这也解释了秦孝公为什么只对彊国之术感兴趣的原因,以当时秦国面临的形势商鞅和他谈帝王之业是不切合实际的。秦孝公此时的愿望就是先让秦国通过变法称霸,先将国家从危亡中拯救出来,再谋求国家的生存。尽管推行”商鞅变法“对于当时落后的秦国来说很困难,但秦孝公还是克服了一切阻力支持商鞅将变法进行了下去。

但是,他又是一个做事不择手段的人,处事练要,为人刻薄。不择手段去做事,事成了,人却败了。为了秦国——严格意义上说是为了秦国国君,他刻薄百姓,打击贵族,出卖朋友,出卖故国,把自己的名誉、人格都丢弃不要了,把良心都献出去了。从做人的角度说,他也可以说是历代改革家中最不讲究的一个,与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相比,人品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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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公用商鞅,惠文君用公孙衍、张仪、司马错、岳池、魏章,武王用甘茂、陈轸、齐明、周最,昭襄王用田文、楼缓、寿烛、向寿、白起、任鄙、吕礼、蒙武、尉斯离、客卿胡伤、客卿竈、王纥、司马梗、张唐、范雎、蔡泽、将军摎,庄襄王用吕不韦、蒙骜,及始皇用庶公、王齮、茅焦、尉缭、桓齮、杨端和、王翦、李斯、羌隗、昌平君、昌文君、王贲、李信、王绾、冯劫、王离、赵亥、隗林、王戌、赵婴、杨摎、蒙恬、辛胜类皆异国人也。⑥

那么秦孝公真的如贾谊所说实行商鞅变法是为了让秦国一统天下吗?事实上,秦孝公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商鞅变法”和后来清朝维新变法一样是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史记 商君列传》记载:“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秦孝公的梦想就是收复东边的失地,恢复秦穆公时秦国的霸业。公孙鞅听说之后便从魏国到了秦国通过景监的引荐见到了秦孝公。

“一民”还有一个严重后果,当然这正是专制论者国家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那就是:消灭私人空间,造成一个透明的社会,让每个人都处在国家和他人的严密监视之下。商鞅搞户籍制度,置伍什之制,行连坐之法,倡告发之风,让居民们互相纠察,互相监视。告发奸人,予以重赏;不告发奸人,加以重罚,什伍之内,一人有罪,他人连带有罪,如在战争中不勇敢,本人处死,父母、兄弟、妻子连坐。有告发官吏为奸的,可以承袭所告之官的职位。甚至——

直到第三次,宾主双方才找到感觉:

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

第五,实行愚民政策。为什么不让农民有闲钱?因为要实行愚民政策,在商鞅看来,只有愚昧无知的农民,才会安心种田并且不知道怨恨,所以,商鞅严禁农民接触知识、娱乐等活动,他认为接触知识,从事娱乐,都有可能让农民见异思迁,不再安心种田。实际上,当时全国从事知识和娱乐活动的人,也早就被商鞅逼迫改做农民了。

其实,商鞅“能令政必行”的,不是驱民信诚,而是驱民盲从;不是要人民信任,而是要人民听命,取消自我思考,不要理性判断,只要听从号令。所以,商鞅的“立木”,不是“为信”,而是直接挑战人们的基本理性,让理性让位于对权力的盲从。

《褒贤》:

不知道为什么民弱了国反而能强,要国强必须民弱。更不明白人民都弱了(这个弱既是弱力又是弱智,既是生活的虚弱贫乏,又是思想的懦弱无力),这个国家还怎么叫“有道”?!这个国家还怎么可以“强大”?!这种强大到底是权力的强大还是人民的强大?!

秦国以外的人也占了大多数。

在秦汉之际,对商鞅的评价毁誉不一。赞之者谓功高百代,贬之者谓遗臭万年。对商君的肯定评价,往往集中在对他经济与军事上的成功,而对他的否定评价,则又集中在对他的严刑峻法苛刻下民上。在《盐铁论》中,颂扬商鞅的“大夫”、“御史”们,知秦国之成功而不知秦朝之失败,徒以秦国之成功,力证秦之可以效法,显然缺少基本辨别力。而“文学”、“贤良”们则立足汉之大一统,援引商周之长久,对比秦朝之短暂,显得更有说服力。作为诸多“战国”之一的“国”的成功,不能掩饰作为一个王朝的失败;而国在单一的军事上的成功,也不能掩盖其社会治理上价值观的荒谬和野蛮。

当时的秦国僻在一隅,经济落后文化粗鄙,很为中原诸国轻视。

但没想到,这次辩论近乎一边倒,商鞅面对的这两位秦国贵族理论家,看起来阵营豪华,最终却被证明不过是鱼腩队,在商鞅面前,他们溃不成军,被打得满地找牙。

而商鞅的法律,给人民带来极大苦难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真是奇怪之论。他要这样反复折腾干什么呢?是要经过这样无休止的折腾,使人民无复有安全之感!单个的,无保障、无安全感的自耕农是封建专制的天然基石之一。因为这些自耕农需要朝廷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面包,便不惜交出自由。一群患得患失的百姓,一群自感虚弱无力的百姓,一群没有自信不能主宰自己的百姓,又怎能不依附于国家听命于国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国家去摆布呢?

胜民之方法四:辱民、贫民、弱民。《弱民》云:

十一

不得疑,不得抗,不得议,这是权力的傲慢本性,商鞅把权力的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把权力的黑暗发挥到极致。

第二,规定商人的雇员必须服役等。商业当然要有雇佣,商鞅要求商业雇佣人员必须服役,这就直接萎缩了劳动力市场。商鞅甚至不许有雇工现象,这样主要还不是为了逼迫富贵人家的子弟自己动手做家务、盖房子等,而是取消劳动力市场,使得人们除了去种田,完全无以为生。

那么,在一轮又一轮的内部残杀中幸存下来的嬴婴,是最后的胜利者?

是的,他从来不在乎人民的幸福,他只追求国家的强大。抹杀个体以统一意志,残害百姓以成就一姓,他成功了。在他的理念指引之下的秦国,果然强大到灭了六国,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但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而当秦国成了秦朝,天下人咸荼其毒,刘邦和陈胜说出了全天下的一致感受和同声叹息:“苦秦久矣!”(《史记·高祖本纪》,《史记·陈涉世家》)

我们现在通过这一段话来看看专制论者的话语方式。这一段话有两层意思,我们分别剖析之。

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清人洪亮吉统计秦国自孝公以来共引进了52名人才:

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

秦有收帑之法,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诗》云:“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哀今之人,胡为虺蜥!”方此之时,岂特冒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于骨肉相残,上下相杀。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与其他军事化社会相比,周朝的中国异常残暴。有个估计,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到20%,而古罗马共和国仅1%,希腊提洛同盟仅5.2%,欧洲早期更低。人员伤亡也是空前未有的,罗马共和国在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会战中,总共损失约5万军人,而……中国的数字简直是西方对应国的10倍。

这是什么?这是“刑公族以立威”,表明——政府政令,无论如何不近情理,也不得违抗!

事实上,秦国从来没有得到过当时人的认可和归附。

只要再等5天——5天后,赵高被嬴婴杀了。

公元2005年,中共中央取消了农业税,这是从商鞅以来,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终于获得的解放!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才终结了商鞅的恶法!

简直是要铲除人的一切谋生能力,剥夺人的经济来源,使万民除政府俸禄以外无所赖、无生机、无生趣,然后“坚者破,锐者挫”,摧残天下之生气,摧残天下之民气,造成一犬儒世界,一奴才世界,一邪媚世界!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阴谋,或者商鞅本来是一个阳谋,只是我们今天的人不明就里,以为商鞅是对人民好。其实,土地私有的目的,实际上不是农民获得了拥有土地的权利,而是套上了土地义务的绞索!因为,你拥有多少土地,意味着你必须上缴国家多少土地税!多出来的粮食,如上面讲到的,由国家统购,价钱压到成本价!

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

让我们记住陈涉的那一句:“天下苦秦久矣!”

鲍鹏山

但是,19年后,商鞅输了,输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那么,秦国的成功是秦国百姓的成功吗?他们获得了什么呢?是什伍连坐?还是轻罪重刑?是动辄就没为官婢,还是战陷即全家为奴?

没有价值的世界,是动物世界。

第二,智慧和道德高出常人的人,命中注定要被人非议和污蔑,不必在意。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可是,我要问的是:秦国是谁的秦国?

但商鞅会有他的两手来对付这样两个对手。

“民者,万世之本也。”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治理理念,习近平刚当选党的总书记首次会见记者,就庄严宣告过他的“人民目标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史记·高祖本纪》:

让我们记住刘邦对关中父老的那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但是,我们今天的历史教材和一些学者常常这样告诉我们:虽然商鞅本人失败了,他的政策却在秦国取得了成功,秦国终于灭尽六国,一统天下。

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

……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

第六,法也好,礼也好,其本质不在于一些条文和制度,而在于这些条文和制度背后的价值——治国和利民。价值永恒,条文和制度随时可变。

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首先,税收上的措施,加重关市商品税,比如提高酒肉价格,加重酒肉税,使得酒肉的税额比成本高十倍,这就直接萎缩了商品市场,即使有买卖,利润也极度摊薄。

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韩哀侯、赵成侯)……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史记·商君列传》。

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第一层“皆化而好辩乐学”乃是一个假设。其推论过程是这样的:某人好辩乐学——假设一国之人皆好辩乐学,则无人耕田打仗——国家离灭亡不远了——所以此人有罪。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推论是违背逻辑的。《商君书》作者认为,不能有农战之外的人存在,有了也不能让他们被农战之士看到,否则天下人都学他们而不农战了。比如,一千人中若有一人好辩乐学,则千人皆怠于农战而好学问。这种担忧实在幼稚,《商君书》作者的这种推论有一个前提错误,那就是,不承认人与人间实际上的差异及不平等,以及由此而必然要求社会的多元化。一元论者是天然的专制论者。由“好辩乐学”到“有罪”,关键的一环就是那个不可能出现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却成了判定有罪的逻辑前提。

他的变法只有强大,没有文明。没有尧舜禹汤,三代以来直至孔子的普适道义。

当初李悝在魏国搞经济改革,魏国土地有限,所以,他要“尽地力之教”,提高单位亩产。而商鞅在秦国,看到的是地广人稀,很多土地抛荒,所以,他要开垦荒地,这就是他“垦草令”出台的背景。

胜民方法三:剥夺个人资本,造成一个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

在秦,不仅平民百姓是砧上鱼肉,就是王公贵族,功臣名将,又有几个有好下场?

直接鼓吹以弱民去消灭强民,以便留下弱民,甚至用奸民去驾驭良民,这实在令人惊愕。不读《商君书》,决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种混账理论。

就贵族集团言,秦国保守势力还很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太顽固,要变法,先得造变法的舆论,先得在理论上压倒他们。于是,一场由秦孝公主持的高端辩论会——事实上是一场高层有关变法的大论战,在孝公的宫廷开幕了。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

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是一个追求国强能攻的人,他对人民的幸福并不在意。而他又认定国与民不可兼强,国与民如翘翘板,一上必有一下;又如矛与盾:要让国的矛无坚不摧,民的盾必须弱不禁风。于是,为了强国,他必然要弱民。

专制政治必然产生大量的流氓和小人。反过来,流氓和小人充斥的社会又似乎证明了政治专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流氓地痞横行的地方,小人奸佞猖獗的地方,人们往往渴望专制。这如同渴极了,人们不惜饮鸩。如果流氓小人是狡兔,则专制政治就如同逐兔之犬。专制政治一面大喊大叫惩治流氓和小人,一面却又怂恿流氓和小人,并在自身的体制内不断滋生出数量更多的流氓和小人。是流氓和小人构成了专制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它们是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商鞅早就道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了——“以奸民治,则民亲制”。让奸民来治理人民,因为人民失望于奸民,所以就自然亲近“制”。制者,国家专制权力也!

为了使君主的爵、官、赏具有吸引力,当然要使百姓辱、弱、贫。百姓有私人的光荣,就轻视爵位,卑视官职;百姓富裕,就不能用赏来诱惑。所以,治理百姓,要用刑罚来羞辱他们,他们才会在有战事的时候肯出力卖命。这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

我们看看秦孝公到底要招揽的是什么人:出奇计强秦之人。一,要的是“术”——计;二,目标是“强秦”,也就是国家强大。

第一,做事不能犹豫不决,做人不能优柔寡断。

那么,只有那个被班固称为“人头畜鸣”的二世一个人赢了?

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

这也就能够理解商鞅入秦以后,为什么与秦孝公的前两次会见都不招待见。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

⑩ 《战国策·秦策一》。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

结论:商鞅变法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输了。

他的眼里,没有百姓,百姓只是强大而野蛮的“战国”炮灰。

连夫妻朋友都要相互告发,而不为亲情所动,真是透明极了的社会。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提到,要真正让人互相告发,必须避开利益相同的关系。因为利益相同就会互相包庇,而要使人人“事合而利异”,利用人们的利己之心去害人,告发别人。《画策》一文中给我们描写出了透明社会的图景,这段文字精练之极,不忍遗漏,全引于下:

商鞅,把落后的秦国变成了强暴的秦国;把愚昧的秦国变成了野蛮的秦国,然后,用这种野蛮的强暴,挥舞着冷兵器,横扫天下。

第三更狠,“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人不能买米,只好自己种田;农民不能卖米,就没有粮食市场,除了国家公务员,其他人一律必须自己种地。

这种赤裸裸的制民理论,令人不寒而栗。较之于庄子在《马蹄》篇中的议论,《庄子》是竭力挽护着私人空间和私人生活的,而《商君书》则在不遗余力地挤榨着私人空间。这一点《商君书》确实开了《韩非子》的先河。

第二个结果是,既然每个人的个人生存方式如此事关重大,就必须由政府来钦定一种“正确”的被允许的生活方式,而由政府来保证对这种生存方式不加惩罚,加以褒奖。这种生活方式被外在地赋予绝对性,且有绝对的价值权威,于是,便又出现两种强权假设,A:都像政府所倡导的那样,则天下治;B:都像“你” (任一作为被告的主体) 所做的那样,则天下乱。A项成为指控B项的伦理依据和法律依据。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个人性格趣味(包括偏执性的性格和趣味),只要一时符合政府需要或符合政府一时需要,都会为政府采样、倡导,成为否定其他生活方式和个性特征的依据。于是,政府便会根据随时的需要树立各种模范或榜样来引导人众,贬低甚至否定大众的生活方式。

《商君书》:秦王朝专制政治的黑暗心脏

秦国以外的人占了绝对多数。

一月后,项羽来了,嬴婴被项羽杀了。

《商君书》政治思考出发点,就是国与民的关系。他站在国——也就是国君的立场上,全面探讨了君如何制服民的问题。他提出的方案是两个:一曰壹民,二曰胜民。

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②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言当为“彤地”。

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害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害,必强。

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在于:有无价值优先之坚持,有无公平正义之理念,有无一视同仁之关心。

我们再稍微耐心一点,只要再等两年——两年后,二世被赵高杀了。

“战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基本诉求就是国之强大能战,即使其有历史合理性和相应的道德依据,那也是因为处于列国纷争的条件之下,而有“战时”的特点。而一个王朝,则必须立足于人民的幸福,所谓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前一句是一个王朝的道德立足点,后一句是一个王朝的命运立足点。所以,作为战国之一的秦国,其在特定时期的权诈奸谋以及对人民的全面剥夺,至少绝不可以延续到“战后”,不可以延续到天下一统的王朝时期。这就是秦十六年而亡的原因——它没有及时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改变自己的历史形象,履行自己的新的历史使命。

对于政府政令,民众除了“不得疑”,更“不得抗”:

……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


更可怕的还不是这种推论的前提错误,而在于它必然导致的两个结果。一,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他的爱好、生存方式甚至职业而为意想不到也不可能出现的那个可怕结果负责,付出代价。这种定罪方式的有效性、普适性是它能为任何一个既无犯罪事实也无犯罪动机的人定罪,且罪行其大无比。事实上,这种推测定罪法,乃是使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个体都处在被告的位置,只是开庭审判日期的不同。任何一个人在其有生之年,都在惊恐地等着一张传票,接着的便是有罪判决。

二是,国民只做一件事:农战。农与战看似两件事,实则是一件事,农耕的目的不是为了足民,而是为了充实军粮。他理解的“国”,其实就是“军国”,而国之目的,不是为了保护人民,而是为了战胜他国。“战国”之名,既是时代造就,也是法家理论和舆论制造出来的概念——他们理解的国家,其功能就是“战”,而其目标,就是“强”。他们不仅认为强才能战,还坚信战才能强,他们对传统理论的“怀柔致远”嗤之以鼻,他们只相信武力征服,他们对国家强大的理解也是单一的武力强大。

《商君书》并不一定全是商鞅所作,高亨先生认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而郭沫若则认为除《境内》篇外,其余均非商君所作。但是,这些挂名商鞅的著作,基本反映商鞅的思想,甚至有些就是商鞅的实际政治操作手册,同时也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作,是秦国及后来秦王朝的统治思想和理论基础,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不变“战国”之术,是秦亡的根本原因。而今天,那些还在鼓吹秦朝的人,往往认为商鞅的“法治”思想有现代元素。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就治国需要法律这一点而言,岂但法家,儒家、墨家都无异议,所谓儒家纯任教化迂腐无能,法家依法治国功绩斑斑,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儒法之争的实质根本就不是什么要不要法律的问题,孔子本人还做过大司寇,孟子更是宣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秦攻韩上党,上党守不住了,却为何不降秦,反而降赵?看下面的记载就明白了:

能生不能杀,曰自攻之国,必削;能生能杀,曰攻敌之国,必强。

《画策》篇这样说:

第五,做小事,可以和众人商量;做大事,只能自己决断。

十二

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

用设计的情节、布局来立信,本来就是一个“无信”的行为,与“指鹿为马”性质一样。而且,商鞅还故意设置了一个超越常理的情境:用重金去支付简单的事务。徙木,易事也;十金,重币也,人不得不疑;疑而不决,再加五十金,更增惶惑。我们想象一下,在街头扬手招出租车,正常付款,无人起疑;但假如乘客诡秘地对出租车司机说:给我拉到前面那栋房子前,给你1万元,司机一定迷惑惶然且犹豫:到眼前的房子,本不必租车,租车也只要起步价;租客竟然主动要付1万元,其中必有蹊跷。于是司机就会判断这个乘客有危险,他很可能选择拒载。商鞅要的正是这样的效果。他故意设置这样一个荒唐的不合常理的情境,其目的,不是我们一直理解的那样,要向人们证明商鞅的政府言出必行,而是用一种荒唐的不合情理的情节来向人民立威:只要是政府的政令,不管如何荒唐,人民也不得疑惑犹豫,照做就是。

为巩固法家倡导的一人独裁,防止宗族分权,二世即位后,在咸阳杀死公子12人,在杜县车裂公主10人,公子高为保妻子,自请殉葬始皇帝。

第八,为了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商鞅还明令“民无得擅徙”,也就是说,禁止百姓擅自迁居。这就是束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户籍制度”。

这是什么?这是告诉民众——政府政令,民不得议!不但不可以批评,表扬也不可以!因为,人民根本就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

《孟子·离娄上》。

赵高,潜伏秦宫几十年,殚精竭虑,最后,是他赢了?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

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

嬴婴为秦王46天后,刘邦来了,“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秦亡。

我们来看看《垦令》篇中商鞅的经济政策。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史记·商君列传》)

这种运用国家机器强制性地把全民意志高度统一到政府目标上来的做法,确实可以极大地调动和控制社会资源为政府目标服务。

这是为什么?

《尚书·五子之歌》。

人类世界,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世界。

在商鞅对普通民众的藐视、漠视、歧视里,暗含着他自己未来的命运,暗含着在他的理念下成长壮大的秦国、秦王朝的命运。

有这样一个无理的前提,他得出的结论也就十分令人错愕。类似的话在《商君书》中比比皆是:

读《史记》中的商鞅传,我想起林语堂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喜欢革命却不喜欢革命家。商鞅就是这样一个不招人喜欢的革命家,他做了大事,却是小人。小人做大事,不是力不任,而是德不足;大事如果没有德性的元素,最后往往变成坏事。商鞅的个性是:意志坚定,理想执着,目光远大,行事雷厉风行,果断斩决,一意孤行,不计后果。他具备了一切改革家应当具备的做事能力,又有秦孝公自始至终不渝的信任,20余年里放着手,放着心,让他这把锋锐的刀在秦国羸弱多疾的肌体上切割剜除,他果真就在这边鄙戎狄之地做出了一番大事业,让积贫积弱的秦国一跃而为列强中最霸强、战国中最能战,矛头所向,势如破竹,“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盐铁论·非鞅篇》)。他的变法,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政治体制基础、思想基础和军事基础。商君相秦十年后,《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他真的做成了他要做的大事。从做事的角度说,他是历代改革家中最成功的。

还是且慢。

胜民之方法五:杀力。

百姓人民的欲望千差万别,但只让它们从一个渠道来达成:农战。这就是一切专制国家所津津乐道宣传的集权的好处:能集中社会所有力量于一途,从而达成其他政体国家所不能达成的目的。至于其中有多少普通民众深被创伤,付出代价,则在所不计;而民众的意愿,更是完全置之度外。

首先,没有得到本国人的认可。请看《盐铁论》中的相关记录。

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垦草令”的基本内容,是8个字:全民皆农,灭绝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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