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公子 正文 陈贞慧(4) 高阳 在线阅读ww

2019-10-19 作者:集团文学   |   浏览(95)

www.2003.com,下片专叙陈其年应征来赴博学鸿词之试。其时孙枝蔚虽亦同在被征之列,却似乎有把握可称病不与试,所以是局外人的口吻: 看从此宫禁闻名,新成乐府,便付神仙行缀。红云捧处,紫袖垂时,召赋蓬莱祥瑞;天上闻歌归来,旧日秦娥,巧相嘲戏:道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自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仁宗读至“太液波翻”二字,愤然掷之地。) 词只十一句,却从应试一直写到被黜还乡。其时尚未召试,故知此十一句皆为想像中的情况。不预贺其年春风得意,扶摇直上;而预料其将如柳永之见恶于宋仁宗。自来赠人之作,无此写法,可知必有深意在内,试为释之。 过片三句,谓其年应词科,必获高第。“行缀”即“缀行”,此二字不可忽!《唐抚言》:“唐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意谓康熙特举词科,意在牢笼士林。而规箴的主旨,即在提醒陈其年,勿受牢笼。而用柳永的故事作暗喻,以为警惕。 柳永与宋仁宗的故事,据宋人笔记所载如此: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 “永为屯田员外郎,会太史奏:老人星现。时秋霁,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词臣为乐章;内侍属柳应制。柳方冀进用,作此词进。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惮。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于地。自此不复擢用。” 按:真宗崩时,仁宗方在冲龄,何得有“御制挽词”?果有其事,柳永不当存稿,至少亦应删改。今《乐章集》所收《醉蓬莱》一词,系题:“废老人呈现”,依然是“渐”字领起,依然是“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及“太液波翻”的字样。孙枝蔚不应不明此典不实,而仍引用,预料陈其年将来会“召赋蓬莱祥端”,会被黜,会被“旧日秦娥”相嘲。“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岂非过于武断无礼? 其实,这是孙枝蔚心所谓危的激切忠告。他要为陈其年提醒者有二:第一,康熙与顺治不同,并不好“浮艳虚华之文”。在宋仁宗时,“填词柳三变”,早达宸听。而陈其年当时,虽词名满天下,康熙并不知其人。此由“看从此宫禁闻名”一语可知。“从此”者,指应试之后,其前固不曾名传宫禁。既然如此,其年如希冀以词臣进用,诚为大谬。 而最主要的是,满清入关,忌讳甚多。不识忌讳,则“妄与屯田无异!”孙枝蔚特作小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云云,自有深意。假使柳永生于康熙,而“太液波翻”被认为四海不宁之喻,则震怒之下,祸且不免,绝非“愤然掷之地”而已。 孙枝蔚作此忠告,自是有见而发,不同危言耸听。稽诸清初文录,诚为信而有征。施愚山本取在上上卷中,因诗句中有“清彝”字样,读卷四大臣,除李慰以外,皆主摒斥。因为“清彝”典“清夷”同音。忌讳之深、之可笑如此! 至于康熙并不喜词臣,则朱竹的故事,最可说明一切。当时鸿博取中者,“俱令纂修明史”,史馆中尤负盛名者为“三布衣”。 “三布衣”除朱彝尊以外,另二人为无锡严绳孙、吴江潘耒。严绳孙被征时,年已五十七,不愿出山而不可。应试之日,托辞目疾,“省耕诗二十韵”只赋八韵,希望以不完卷而被黜。结果因为“史局不可无此人”而仍被授为检讨。《明史遣逸传》即出此公手笔。 潘耒字稼堂,吴江人。顾炎武的入室弟子。生有奇慧,于书无所不谈,音韵之道,能传师学。对明史的纂修,颇有贡献。 三布衣中的朱、潘二人,在京中很出风头。但到康熙二十三年,同叹嗟跌。潘耒以“浮躁轻率”为翰院掌院学士牛钮所劾,奉旨降调,于是辞官而归。朱彝尊则以私带书手到史馆,抄录各方所进之书,亦为牛钮所劾,降级逐出内廷。 潘朱被黜,均因得罪权贵之故。潘耒应诏陈言,以为“建言古无专责,人人得上书言事”,主张大开言路,正触权臣李额图、明珠之忌,所谓“浮躁轻率”,如此而已。 朱彝尊的被逐,是“文字之祸”。先引孟心史先生《己未词科录外录》: “竹以《咏史》二绝,为人所嫉,此自是当时事实,然未明言嫉者何人?今按诗中所指,乃高士奇耳。士奇与励杜讷,先以善书直南斋。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得此殊遇,盖非竹所指及。竹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其诗言:‘汉室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降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 “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以士奇之人品……空疏寡学,实不是四大雅之林。” 据周弃子先生见告,孟引朱诗有误,“汉室将将出群雄”应作“屈群雄”,“片石韩陵”应作“海内文章”。第一首咏汉初大封功臣事,品后定十八侯位次,萧何为首,降及丁复、虫逢之流,竟不知功勋何在。“绛”者绛侯周勃,“灌”者,颍阴侯灌婴,皆为从高祖定天下的大功臣。“后来不分”,无名小卒亦在“十八元功”之列,此所以谓之“屈群雄”,亦是朱彝尊为其“同年”叫屈。 这首讥刺鸿博冒滥的诗,凡未应十八年三月初一之试,而赐鸿博出身者,多在被骂之列。至于第二首则专骂高士奇,拟之为祖孝征,后先继步,奇切无比,难怪高士奇恨之刺骨。 按:孝征为祖之字,北齐范阳人,后主时官至尚书左仆射,豪纵淫逸。本传说他“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此与高士奇的情况,大致相同。尤为巧合的是,祖孝征有《修文殿御览》一书,而高士奇恰好亦有《天禄识余》一书,皆为士林笑谈。 《修文殿御览》是一部类书,共三百六十卷,据说是《太平御览》的祖本。《己未词科录外录》引《文献通考》云: “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当盗《编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天禄识余》是一部读书笔记。高士奇自以为获读禁中秘笈,心得殊多,其资了无足观。孟心史先生指出:“稍阅岁时,遂为艺林笑柄,发之者杭堇浦,述之者《四库提要》,而士奇著书之声价定矣!” 按:纪晓岚所作《四库提要》,述《天禄识余》;“是书杂采宋、明人说部,缀缉成篇,辗转裨贩,了无新解,舛误之处尤多。”以下全录杭堇浦所作此书的跋语,“纠缪多处,如不观《地理通释》,妄分两函谷关为秦、汉”;如“银八两为‘流’本《汉书食货志》,乃引《集韵》以为创获”;如“‘青云’二字有四解,乃遽以隐逸当之”,以为“采撷若此,可以征其造诣”。提要则作评断:“取此书复勘之,竟不能谓世骏轻诋。” 高士奇的其他著作,如《左传纪事本末》,“因袭前人成书,稍稍变其面目,为尽人所能为”,“春秋地名考略,乃倩秀水徐胜代作”等等,经孟先生所指出者,亦即为当时士林的公评。其行径与“小人之尤”的祖孝征何异?不过他人知不言,朱彝尊以精警之语,标而出之,使士奇之学,不待盖棺,便可论定,其为致憾于朱,必欲去之而后快,是可以想像得之的。 朱、潘之被黜,以及同一年亦为朱、潘一榜的无锡秦松龄,因顺天乡试磨勘而革职,都是高士奇捣的鬼。但如康熙好文爱才,重视词臣,必不因小故作重谴,亦必不使朱、潘、秦等,受辱于牛钮、高士奇之流。则陈其年果真持着柳屯田的那种想法,希冀以词臣进用,实为大谬。康熙朝自亦有词臣而得重用者,但于其学问才气无关,如李光地、徐乾学、高士奇等辈。无非布耳目、驱鹰犬,是一种政治技巧上的高度运用。 当朱、潘被黜时,陈其年已下世两年。自鸿博试后,他在史馆两年有余,看花、饮酒、填词,依然度其名士生涯。其年早岁颇得龚芝麓的照应,所以与龚一辈的高年大臣如李慰、冯溥等,亦都另眼相看。李、冯又为鸿博的读卷官,于陈新结师生之谊,情分更觉不同。史馆的俸给无几,陈其年常得这两位老师的接济,可想而知。至如高士奇者,有心结纳,而其年意思落落,并无往还。《湖海楼》词中有《贺新郎》一首,题作“赠高内翰澹人”可证:

郭琇字华野,山东即墨人,与汤斌为同年,由吴江知县行取为江南道御史,三年之中擢为左都御史,复劾高士奇、王鸿绪等,朝贵侧目,终于被诬落职,至康熙三十八始复起为湖广总督。 许三礼为理学家,《清史稿》本传:许三礼,字典三,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进士,授浙江海宁知县。海宁地濒海,多盗。三礼练乡勇,严保甲,擒盗首朱缵之等。益修城壕,筑土城尖山、凤凰山间,戍以士兵,筑塘浚河,救灾储粟,教民以务本。立书院,延黄宗羲主讲。在县八年,声誉甚美。康熙八年,行取,授福建道御史。 二十八年,迁右副都御史,再迁兵部督辅侍郎,以病告归,未及行,卒。三礼初师事孙奇逢,及在海宁,从黄宗羲游。官京师,有所疑,必贻书质宗羲,学宋赵林故事。且昼所为,夜焚香告天。家居,及在海宁,皆建告天楼。圣祖重道学,尝以之称三礼云。 许三礼是康熙所看重的道学家,但很奇怪地,其学近于程朱,却又极尊敬阳明嫡派的黄宗羲,官京师时,凡有所疑,必驰书黄宗羲请敬。家中建一座“告天楼”,日间所作所为,夜必焚香告天。这样一个讲究不欺的人,奏劾徐乾学,当是出于良知,但恰好迎合了康熙的意思。 徐乾学之罢官,起先是牵涉在湖广巡抚张的贪污案中。张是明珠的私人,贪污行贿属实,但问到行贿何人,张说是徐乾学。这也许是事实,但也可能是徐乾学扳倒了明珠,张失去靠山,以致被逮,心恨徐乾学,故意咬他一口。不过,康熙心里很明白,徐乾学之劾明珠,出于他的指使,如果徐为明珠私人张指为受贿,由此获罪,变成两败俱伤,则岂复还有人供他利用?因而降旨,戒勿株连,暂时保全了徐乾学。 徐乾学内心当然不安,上了一道奏疏说:“前任湖北巡抚张横肆污蔑,缘臣为宪长(按:“宪长”指左都御史),拒其币问,是以贿憾诬攀,非圣明在上,是非几至混淆。臣备位卿僚,乃为贪吏诬构,皇上覆载之仁,不加谴责,臣复何颜出人禁廷?有玷清班。伏冀圣慈,放归田里。” 所谓“拒其币问”,则张向徐乾学行贿,确有其事,只是徐乾学自道拒贿而已。这自是片面之词,要求得个水落石出,便须提张到案对质。惟既有“戒勿株连”之诏,不能出尔反尔,所以康熙许以“原官解任,仍领修书总裁事”。修书者修明史。 徐乾学于康熙二十七年罢左都御史。五月,其弟元文补此缺,十二月调刑尚。二十八年五月调户部,除拜授文华殿大学士。不久,即有许三礼严劾徐乾学之事,而暗中实为指责徐元文,《清史稿》徐乾学传: 副都御史许三礼劾乾学律身不严,为张所引,皇上宽仁,不加谴责,即宜引咎自退,乞命归里。又复优柔系恋,潜住长安,乘修史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摇纳贿。其子树谷,不遵成例,朦胧考选御史,明有所恃。独其弟秉义,文行兼优……乞立即召用,以佐盛治。乾学当逐出史馆,树谷应调部属,以遵成例。 所谓“明有所恃”,以及独独称道乾学之弟,元文之兄秉义,弦外之音,即在抨击徐元文。 许三礼的弹章中,所提到与徐乾学有勾结的高士奇,亦是康熙朝党争的要角之一。他是杭州人,字澹人,号江村。不学而有术,为康熙的“文学侍从之臣”,招权纳贿,家私巨万,与明珠家皆至道光年间,方始完全败落。“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明珠与高士奇皆以贪出名,而子孙坐食至百年之久,邓石如谓之为“贪运久长”的。 高士奇的发迹,传说甚多。一说他年轻时流落北京,在护国寺测字为生,他的字写得很好,为人荐引至索额图门下,充任书写小吏。高士奇善伺人意,颇得索额图的信任,渐成心腹,并荐引至南书房行走。但索额图赋性横暴无礼,高士奇每每长跪白事,偶有不当,索额图破口大骂,甚或动手殴辱,不为高士奇留丝毫余地,高士奇情不能堪,乃转投明珠以倾索额图。 一说是康熙自己所识拔。有一次驾出正阳门,发现关帝庙悬一块匾额,写神童诗一句:“天子重英豪”,认为措词得体,因而命侍卫访寻写此匾额的高士奇,奏对称旨,遂见亲信。高士奇有许多著作,大部分是随扈的见闻,如《金鳖退食笔记》等,意在标榜为天子近臣。康熙的绝学在天文、算学,词章之道,颇为浅薄。所以用高士奇为他料理笔墨,恰如其分,故而君臣相得。但高士奇得帝欢心,亦颇费心血。据说他每天入直,口袋中装满了“金豆”,问小太监,皇帝夜来灯右观书,看的是哪几部?小太监为他指出,是哪部书,在哪几页,高士奇即以金豆犒赏。然后先将康熙昨夜所看的书,细心研究。这样有备无患,每次垂询,都能应付裕如。所以康熙一直觉得高士奇十分渊博。 在他人眼中,高士奇谈不到做学问,也谈不到词章文采。他亦自知为名士所轻,颇思结纳。但洁身自好者,多冷淡疏远,因而成仇。为他排挤者,不一而足,如朱彝尊就是。 清朝的科举中,有一盛典,即康熙十八年所举行的“博学鸿词”。此为制科,在唐朝好有此名目,原称“博学弘词”,以后为避乾隆御名弘历之讳,改弘为鸿。其时三藩之乱将平,康熙为示偃武修文之意,乃特开此科,搜罗岩壑之士,用意在笼络遗民,《清史稿》“遗逸传”的人物,几于无不被征。遗民志士不愿应征,地方官往往迫之就道。到京则多装病不赴,即赴试亦不愿受官。可是受了官的,却又大多不得安于位。 朱竹受排挤的缘由,见于其所撰《严绳孙墓志》: 诏下,五十人齐入翰苑。布衣与选者四人,除检讨,富平李君因笃,吴江潘君耒,其二,予及君也。君文未盈卷,特为天子所简,尤异数云。未几,李君疏请归田养母,得旨去。三布衣者,骑驴入史居,卯入申出,监修总裁交引相助。 越二年,上命添设日讲官知起居注八员,则三布衣悉与焉。是秋,予奉命典江南乡试,君亦主考山西。比还,岁更始,正月几望,天子以逆藩悉定,置酒乾清宫,饮宴近臣,赐坐殿上,乐作,群臣依次奉觞上寿。依汉元封柏梁台故事,上亲赋升平嘉宴诗,首倡“丽日和风被万方”之句,君与潘君同九十人继和,御制序文勒诸石。 二月,潘君分校礼闱卷。三布衣先后均有得士之目。而馆阁应奉文字,院长不轻假人,恒属三布衣起草。 二十二年春,予又入直南书房,赐居黄瓦门左。用是以资格自高者,合内外交,逾年,予遂诖名学士牛钿弹事,而潘君旋坐浮躁降调矣。 君遇人乐易,宽和不争,以是忌者若少。寻迁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编修,敕授承德郎,时二十三年秋七月也。冬典顺天武闱乡试。事竣,君乃请假,天子许焉。 所谓“诏下”即鸿博发榜。应试者共五十人,尽皆录取,计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俱入翰林。妒嫉者呼之为“野翰林”。而更有人不与鸿博试,亦得同鸿博而入翰林,即励杜讷与高士奇,皆以善书法值南书房,高士奇以内阁中书超授翰林院侍讲。朱竹有诗两首相讥。孟心史《己未词科录外录》云: 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专于御批纲鉴日侍夜阅有劳,得此殊遇,盖非竹所指及。竹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 其诗言:“汉皇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 据周弃子先生说:此诗“汉皇将将出群雄”,应作“屈群雄”,“片石韩陵”四字应作“海内文章”。孟心史又言: 士奇以治《左传》自鸣,其春秋地名考略,乃清秀水徐胜代作,尚有可观。又作左传姓名考,提要谓与地名考相辅而行。然体例庞杂,如出二手。列举其庞杂各文,又断之云:“其他颠倒杂乱,自相矛盾者,几于展卷皆然,不能备数。其委诸门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云云。 盖士奇本不学,又自以文学侍从,为时君所特眷,不能不多以造述自表见。因而分其苞萱所得,养门客以为捉刀人,得失则又各听其所自为,己并不能加以识别。以此上结主知,特赐博学鸿儒为出身,岂非己未同征之玷?竹辈书生结习,未能因势利而澹忘,宜其以口语得过矣。祖孝征之喻,士奇才调尚有愧此言…… 本传又言“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各语,则颇肖士奇为人。至以修文殿御览方士奇之著作,尤为奇切。《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尝盗遍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朱竹获处分,由于私带书手王纶入史馆,抄录四方进呈书籍,为掌院牛钮所劾,得旨降一级,事在康熙二十三年。“三布衣”的潘稼堂,亦以浮躁轻率,为牛钮所劾,夺职而归。这年鸿博中获罪者,尚有秦松龄。《东华录》: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己卯,礼部题:磨勘顺天乡试卷,文体不正三卷,文理悖谬二卷。正考官左春坊左谕德秦松龄、前考官编修王沛恩、同考官内阁中书王、工部主事张雄,俱应照例革职。候选主事张曾祚,应照例革职,交刑部提问。从之。 按:秦松龄字留仙,顺治十二年翰林,因“奏削案”革职,闲居十余年复以鸿博得翰林。康熙二十三年主顺天乡试,闱中并无关节舞弊事情。而事后忽以磨勘(由御史调取考试墨卷,细加复核,谓之磨勘)革职,且下狱,由徐乾学力救得免,家居三十年,年七十八卒。此狱亦为高士奇一手所布置。 高士奇之不慊于秦松龄,亦以秦轻视其人之故。秦松龄后人小岘著有《词科录》。因为高士奇是“同鸿博”出身,故亦有传,中云: 相传文恪尝属健庵徐公,以扈从东巡录丐序于先宫谕。未应。徐公乃自为之。文恪衔先宫谕甚。甲子顺天科场之狱,皆文恪密为主之,第其事秘不著耳。 文恪即高士奇。秦松龄官至詹事府左谕德,此为东宫官属,故称宫谕。秦家与徐家姻亲,而徐乾学与高士奇又为亲家。辗转姻亲,但卷入党争,只有利害,不讲亲情,此亦为清初党争中的特色之一。 许三礼劾徐乾学时,帝眷未衰,以致劾人者反而获罪。许三礼不甘于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再上弹章,共列七款,言之凿凿,中如: 乾学于丁卯乡试,戊辰会试,在外招摇,门生亲戚,有名文士,各与关节,务期中试。有苏州府贡生何焯,往来乾学门下,深悉其弊,特作会试墨卷序文,刊刻发卖,寓言讥刺。乾学闻之,即向书铺将序抽毁,刻版焚化,嘱托江苏巡抚,访拿何焯,至今未结。 何焯即何义门,苏州人,赋性峭刻,好诋訾前辈。初受知于徐乾学,为人所谗而失欢,改投翁叔元门下。叔元常熟人,康熙十五年探花,官至工部尚书。此人爱才而性情偏隘,因劾汤斌之故,何焯索还门生帖子,翁叔元大恨,千方百计打击何焯,以致科场失意。至康熙四十一年,始以李光地之荐得直南书房,赐举人,会试下第,而特赐进士,点翰林,侍皇八子读,卒于康熙六十一年,倘或不死,必成陈梦雷第二。何焯受李光地知遇,列入门墙,但李光地卖友、夺情,皆不为何焯所谅,致书全谢山时,对李颇有微词。 乾学认光棍徐紫贤、徐紫书二人为侄,通同扯纤,得赃累万。徐紫贤、徐紫书现造烂面胡同花园房屋,书办之子,一朝富贵胡为乎来?乾学之赃,半出其手。 乾学因弟拜相后,与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以致有“去了徐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之对,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若乾学果能严绝苞苴,如此丑语,何不加之他人,而独加之乾学耶? 因徐元文拜相,而徐乾学更加招摇。观夫“乾学似庞涓”之语,可知其为其弟元文的谋主。康熙至此始真正了解徐氏兄弟的真面目。因此,许三礼虽受严斥,而处分反减轻了,免于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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