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公子 正文 侯方域(2) 高阳 在线阅读

2019-10-19 作者:集团文学   |   浏览(152)

《壮悔堂文集》卷八《南省试策一》,有徐邻唐按语: “是科为己卯,朝宗举第三人。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如以此策入彀,吾辈且得罪。’本房廖公国遴力争曰:‘果得罪,本房愿独任之。’正考迟回良久曰:‘吾辈得罪,不过降级罚薪而已。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朝宗遂落。今读其策,岂让刘蒉,千载一辙,良可叹也。” 正主考的意思是,取中侯方域,则磨勘试卷,侯方域将获重罪,是故斥落正所以保全。这个说法,可以成立。因为侯方域这篇策论中,对崇祯有极深刻的批评,试摘数段如下: “所贵于甘德者,能临天下之谓也。虞书曰:‘临下以简。’而后世任数之主,乃欲于其察察以穷之。过矣!夫天下之情伪,盖尝不可以胜防;而人主恒任其独智,钩距探索其间,其偶得之也,则必喜于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展转而疑人。秉自用之术,而积疑人之心,天下岂复有可信者哉?” 这开头的一段,便是指崇祯察察为明之故,而非虚空鉴衡,骤作月旦,是有实例为根据的。 崇祯二年十二月,清太宗兵逼北京,宁远巡抚袁崇焕率师赴援。其先,俘获太监二人,清太宗付与汉军旗人高鸿中、鲍承先监收。高、鲍二人遵密计行事,据《清太宗实录》所载如此: “坐近二人,故作耳语云:‘今月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袁崇焕下狱。” 这完全是《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故事的翻版。事实上,清太祖时曾将《三国演义》译为满文,作为兵书。清太宗确为有心用此反间计,而居然奏效。孟心史先生对崇祯“竟堕此等下劣诡道,自坏万里长城”,深致感叹。后入读史,尚有余憾,则在当时的侯方域,自更痛心疾首,所以在策论中痛切陈词如此。倘或中式,闱墨发刻,天下皆知,则谤讪君上,必有巨祸。是故“保全”之说,亦不可全视为遁词。 榜发下第,侯方域回家乡,与贾开宗等组织文社,名为“雪苑社”,社友共六人。《李姬传》所谓“雪苑侯生”之雪苑,出处在此。 崇祯十四年,侯恂出狱而侯执蒲病故。这年李自成破南阳,围开封,侯方域奉父避难金陵。下一年归德沦陷,开封被围益急。其时在河南的官兵,以左良玉的实力比较雄厚,但跋扈不听节制,特起侯恂以兵部侍郎总管援汴官军,结果很不理想。侯方域《宁南侯传》: “以司徒公代丁启睿督师,良玉大喜踊跃,遣其将金声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变,乃命拒河援汴,无赴良玉军。良玉欲率其军三十万,觐司徒公于北河;司徒公知粮无所出……卒不得与良玉军会。未几,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 这段文章写得支离不明,所谓“朝廷中变”系指何事?左良玉拥兵三十万,侯恂可曾督促攻贼?皆无交代。此由于侯方域为亲者讳,隐略了一大段事实:其时侯恂尚未受代,开封前线,仍由丁启睿督师。官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诸军,云屯于开封以南的朱仙镇,与贼垒相望。《明史纪事本末》载: “启睿督诸军进战。良玉曰:‘贼锋方锐,未可击也。’启睿曰:‘汴围已急,岂能持久?必击之!’诸将咸惧,请诘朝战,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阳,诸军相次而走,督师营乱。” 明史《左良玉传》所记大致相同,而更为详晰: “贼营西,官军营北。良玉见贼势盛,一夕拔营遁,众军望见皆溃。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过,从后击之。官军幸追者缓,疾驰八十里。贼已于其前穿堑,深广各二寻,环绕百里;自成亲率众遮于后,良玉兵大乱,下马渡沟,僵仆溪谷中,趾其颠而过。贼从而蹂之,军大败。” 结果是“弃马骡万匹,器械无算,良玉走襄阳”。其时侯恂在黄河北岸,崇祯命侯恂“拒河图贼”。命左良玉“以兵来会”,即由襄阳北上,仍回开封前线,而左良玉“畏自成迁延不至”。于是九月间,李自成决河灌城,中州佳丽,尽付波臣,大堤弦管,与浊潮相呜咽了! 于此可知,《宁南侯传》所谓“流贼惮之,呼为左爷爷”,有无其事,实成疑问。史实俱在,左良玉不能不负开封失陷的主要责任。而侯恂复起,对左良玉一无作用可言。侯方域所记,实皆粉饰之词。据明史《左良玉传》:“帝怒恂罢其官,不能罪良玉也。”则左良玉所报答于举主者,实所不堪。独怪侯方域犹为之曲曲回护,此中是何道理,很难索解。 左良玉自兵败后,即在长江上游劫盐船为活。崇祯十六年移兵九江,扬言缺粮,要就食金陵。一时人心惶惶,计无所出。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便托侯方域以他父亲的名义,致函左良玉,劝阻南下。而阮大铖乘机报复,大放空气,说左良玉进兵,有侯方域作内应,打算借刀杀人!幸亏杨文骢报信,方得及时躲避。侯方域《癸未生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叙其经过如下: “昨夜方寝,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云:‘左将军兵且来,都人汹汹。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云子与有旧,且应之于内。子盍行乎?’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仆今已遭乱无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据年谱记,侯方域“避于宜兴”,是逃在陈贞慧家。甲申之变,复回金陵。这年秋天,陈贞慧被捕,是由侯方域“仓皇出兼金”,托钱禧多方贿托,终以练国事的出大力,陈贞慧得以出狱。此为侯方域在《赠陈郎序》中所自道。 《赠陈郎序》又记: “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阮大铖意,上奏责浙直督府捕余。余时居定生舍,既就逮,定生为经纪其家事;濒行,送之舟中而握余手曰:‘子此行如不测,故乡又未定,此垒将安归乎?吾家世与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无不同者,今岂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妻遂与陈夫人置杯酒,定约去。是时余女方三岁,陈郎方二岁尔!” 此为陈、侯于患难中缔姻的经过。其后两不相负,风义可佩。 其宜兴被逮以前,侯方域曾一度避在扬州史可法的大营。事迹可称者,只有替史可法拟复多尔衮书一事。多尔衮致史可法书,则出于李雯的手笔——李雯字舒章,青浦人,在明朝是秀才。入清为内阁中书舍人。在当时,此一职位相当于内阁学士,一时诏诰书檄,多出其手。龚芝麓誉之为“国士无满,名满江左”。笔下原自不弱,以故代多尔衮所拟原书,纵不能胜于侯方域代史可法所拟的复书,至少亦是旗鼓相当。 自乙酉五月以后,侯方域奉父家居。其兄方夏于顺治三年成为满清第一科的进士,而侯方域已决心做明朝的遗民,无奈事与愿违。在多尔衮摄政期间,汉人在朝者,已形成南北之争。北则冯铨,南则陈名夏,等于前明阉与东林之争的延续。于是甘心终老于岩壑者亦不得安宁了。最显著的例子,是吴梅村的复出。 吴梅村在当年是江南士林的魁首,无论冯铨要拖人落水,还是陈名夏要引名士以自重,第一个看中的目标,都必然是吴梅村。而吴与另外一陈——犹如复社两张一般——当时朝中南派的首脑为两陈,江苏溧阳的陈名夏以外,浙江海宁的陈之遴是吴梅村的儿女亲家。两陈交荐,吴梅村在公私方面所受的压力甚重,终于不得不在顺治十年秋天,就征进京。“我本淮南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而被迫做了清朝的国子监祭酒。 在吴梅村复出之说甚嚣尘上时,侯方域曾致书规劝,论其“不可出者有三,而当世之不必其出者有二”。吴梅村复书,慷慨自矢,表示“必不负良友”而终于复出。事实上侯方域亦有被迫应试之事,《年谱》载: “顺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岁。当事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又贾开宗所撰《本传》: “方域豪迈多大略,少本有济世志……己卯举南省第三人,以策语触语黜。辛卯举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复斥不录。既不见用,乃放意声伎。” 年谱与本传所记,于侯方域的心迹,大相径庭,一则被迫,一则有用世之志,而以后者为较可信。 贾开宗为侯方域雪苑社友,侯方域称之为“贾三兄”,撰传评文,交非泛泛,必不致厚诬侯方域的出处心迹。但作传记事,求信求雅,与子孙为先人作年谱,理当为亲者讳的情况不同。 今按:辛卯侯方域应河南乡试,闱中所作策论五道!具载《壮悔堂文集》第八卷。其时顺治甫行亲政而尚未成年,故试策首以《勤于读书》为谏,计陈三事:《开经筵》、《亲儒臣》、《读汉书》。第二策议礼,以为“人主居五帝三王之位,继五帝三王之道。治五帝三王之民,而欲废五帝三王之礼,是欲强天下以自为便利也,天下岂从之哉?”第三策论治道,应特重州县官;第四策论不可轻议治河;第五策论明赏罚,申明大法小廉之义。这五篇煌煌大文,确实下过功夫,既非一味颂圣,虚与委蛇,更未故违功令,意在被摈。如说并无用世之志,或者对满清仍持反感,实在用不着这样大卖气力。 如上持论,或不免过苛。衡诸侯方域后来的行迹,未始不以此举为悔,下一年治《壮悔堂》,又治《四忆堂》,皆曾作记。《四忆堂记》末段谓: “或曰:‘然则子既以悔名其集,而以忆名其诗者,何也’?苟忆于昔,不必其悔;苟悔于今,不必其昔之忆。”曰:“诗三百篇,昔人发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愤,聊以忆焉云尔。抑闻之,极则必复。忆之,忆之,所以悔也。” 侯方域的有《壮悔堂文集》,及《四忆堂诗集》,上记表面论时,实则论出处。“或曰”云之,即为质问:你要做清朝的官,就不必再念明朝;既念明朝,就不该“赴试猎官。”而侯方域对此质问,并没有明确的解释,只是自陈悔恨,“忆之、忆之、所以悔也!”说得再明白都没有。最可玩味的是,人间“四忆”是哪四忆?侯方域的答复是自己都弄不清楚。他的说法是,诗歌“情迫气结,纵其所至,不循阡陌,即胸中时一念及,非不历历,及欲举而告之人,固已缠绵沉痛,十且乱其七八矣”!诗以写情,原有陶诗所谓“欲辨已忘言”的一种境界。但侯方域的四忆,胸中历历,只是不愿告人而已。所可断言者,此四忆中,必有陈贞慧与吴次尾的《留都防乱揭》及李香君的《桃花扇》在内。 从侯方域的遗作中去考察,有种种证据显示,辛卯乡试一举,痛悔失足,内心之抑郁自恨,较之吴梅村有过之无不及。而形之于文字吟咏者,则再三自道本心清白,若深恐人不信,致吴梅村书,劝其不可复出,固为变相的表示他决无意于做新贵!而最可玩味者,则为《致方密之书》,此书见《壮悔堂文集》“遗稿”。侯方域于顺治九年治壮悔堂,编定文集。越二年下世,此两年中所作,由其同窗任元祥编为《遗稿》,附文集后,任序明言:“此侯子壮悔堂集成之后所作”,亦即辛卯乡试以后所作。 按:方以智曾随永历入广西,而于顺治七年清兵陷广西平乐村时逃禅。《南疆绎史》云:“及大兵入,知其为粤臣,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则生,否则死;袍帽在左,白刃在右,惟自择。’乃辞左而受右,帅起为之解缚。谢之,听为僧,遂披缁去。”侯方域致方密之书,虽以其出家之事为发端,“大喜故人相见之有期”,而作书当在一两年,借衣喻意,其文如此: 仆与密之交游之情、患难之绪,每一触及,辄数日营营于怀。及至命笔,则益茫然,无从可道。犹忆庚辰,密之从长安寄仆浆丝之衣,仆常服之;其后相失,无处得密之音问,乃遂朝夕服之无敌。垢腻所积,色黯而丝驳,亦未尝稍解而汗濯之。以为吾非密之故也。 乙酉,丙戌后,装与今时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诸上座,饮食寝息,恒对之欷。病妻以告仆曰:“是衣也,子之所爱;吾为子稍一裁剪而更之,以就时装,即可服矣。”仆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盖仆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密之或他日念仆,而以僧服相遇,仆有方外室三楹,中种闽兰粤竹,上悬郑思肖画无根梅一轴,至今大有生气;并所藏陶元亮四宋以后诗篇,当共评玩之。 此文主旨,即在表明不忘旧,不愿迁就“时装”。所谓“时装”者,是清朝的服饰,而方以智所赠的丝衣,为明朝的服装。“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极道不负初心。末以郑所南,陶渊明自许,无异自誓毕生做遗民。文章作得很好,委婉尽致,含蓄甚深,但字里行间,不免有辟谣的意味。 侯方域的心事与吴梅村相同,论出处形迹,侯不如吴之显。但为新朝谋画及颂扬的文字,已传播于天壤之间而无所逃,百计思辩,终有着不得力处。其内心的痛悔,实过于吴。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底,以三十七岁的壮年,遽尔下世,说他抑郁以终,或者贲恨以殁,皆无不可。嘉庆十九年,其裔孙资灿重刻《壮悔堂文集》,删落《豫省试策》及顺治九年所拟《拟上遗官致祭先师孔子阙里群臣谢表》等文,是深知乃祖心事而特为亲者讳。笔者今发三百载之覆,直抉侯公子当日心事,实所不忍,但《壮悔堂记》自言:“壮果能悔,其尚愈诸;犹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过而能内自讼,君子许之。”则表白其痛悔,正所以彰贤者,或为泉下精灵所默许。 侯方域殁后,吴梅村过河南,有《怀古兼吊侯朝宗》七律一首: “河洛风尘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死生总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樽。”全用信陵君与侯嬴的故事,而“死生总负侯赢诺”一句,自注:“朝宗归德人,贻当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有此一诗一注,胜于侯方域自辩清白者千万言。其实,吴梅村如欲自剖,何尝不可以侯方域孟浪赴试一事,借题发挥?而宁愿屈己以尊人,古人风义盖如此!

侯方域字朝宗,行三。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人。商丘,元朝名为睢阳,春秋时为梁国的都城,陈宗石词中所谓“千里睢阳,三更梁苑”,其实都是指他的岳家。 侯家先世是“戍籍”。所谓“戍籍”即是有罪充军至某地所记的户籍,被视为贱民之一,至方域的祖父始贵。 侯方域的祖父名执蒲,两榜出身,官至太常寺正卿。太常寺司职祭典。天启年间魏忠贤想代熹宗代行南郊祀天大典,侯执蒲事先得知消息,在魏忠贤不曾矫诏宣布此事以前,上了一道奏疏,说天坛常有“宫奴阉竖,连行结队,走马射弹,狂游嬉戏”,以为“刑余不宜近至尊,而况天神飨祀之地?请下所司论治”。这是指着和尚骂秃,魏忠贤大怒。侯执蒲见机,辞官而归。在朝时,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当吏部左侍郎,与东林巨头高攀龙、赵南星,并负天下重望,对侯执蒲颇有照应。所以侯陈两家,算起来是三代四辈的交情。 侯执蒲有子五人,长子即是侯方域的父亲侯恂,以进士为言官。天启四年阉党大攻东林时落职而归。崇祯元年复起,由广西道御史转太仆寺少卿,擢兵部右侍郎,为时不过两年。崇祯三年出驻昌平,称为“督治侍郎”。其时正当前一年冬天,清兵入关,直薄京城,以及袁崇焕被杀,祖大寿兵变之后,各路勤王之师云集近畿达二十余万之多。负守关全责的是明末第一流人物孙承宗,但道路阻隔,指挥不灵。所以侯恂守昌平,碌碌无所表现,真是坐守而已。惟一的一件得意事,便是识拔了左良玉。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宁南侯传》记左良玉辽东人,投军以战功得为辽东都司。有兵无饷,少不得常干没本钱的买卖。有一次抢了一大票,不想竟是运到锦州的饷银,论法当斩。而同犯丘姓很够义气,一肩担承,左良玉得以不死。当然,官是丢掉了。传云: “既失官,久之,无聊,乃走昌平军门,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尝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谒司徒公请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躯,岂任典客哉?吾向误若,非若罪也!’” 按:司徒公即谓侯恂。昌平为明十三陵所在地。侯恂的职责之一,即是守护陵寝。是故冬至朝官祭陵,侯恂以“地主”身份,设宴相待。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命以行酒”四字,其中大有文章。 明朝中叶以后,龙阳之风甚炽,军中不携妇人,常以面目姣好的兵卒陪酒侍寝。“行酒”二字是含蓄的说法,所以侯方域的同社文友贾开宗,于此四字之旁有夹注:“宁南出身如此。”观下文失金酒卮以后,左良玉请罪,侯恂答复他的话,情景自见。而孔东塘作《桃花扇》派脚色,左良玉以小生应工,可知亦有微意在内。 崇祯四年春天,清太宗制成红衣大炮。秋天举兵侵明,进围大浚河新城。侯恂奉旨赴救,《宁南侯传》记: “榆林人尤世威者为总兵官,入见司徒公曰:‘大浚河当天下劲兵处,围不易解。世威当行,今既以护陵不可,公且遣将;谁当往者?中军将王国靖,书生也;左右将军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则谁可?’世威曰:‘独左良玉可耳!顾良玉方为走卒,奈何帅诸将?’司徒公曰:‘良玉初任此,吾独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论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诣良玉邸舍,请焉。 “良玉初闻世威往,以为捕之;绕床语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闱呼曰:‘左将军,富贵至矣!速命酒饮我。’引出而论其故,良玉失色;战栗立,移时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 “而司徒公至,乃面与期,诘旦会辕门,大集诸将,以金三千两送良玉行,赐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扈酒者,以三军属将军也!令箭,如吾自行。诸将士勉听左将军命,左将军今日已为副将军,位诸将上。吾拜官疏,夜即发矣!’“良玉既出,以首叩辕门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当自刎其头。’已而果连战松山、杏山下;录捷功第一,遂为总兵官。良玉自起谪校至总兵,首尾仅岁余,年三十二。” 这段记述,稍嫌夸张,而大致皆为事实。自此以后,左良玉成为动关安危的大将。而侯恂的仕途亦很得意,崇祯六年五月,调升为户部尚书。侯方域进京侍父,即在此时。其时年十六,已中了秀才,也娶了亲。第二年,代父草拟屯田奏议,计分官屯、军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边屯、垦种、考课、信任等十目,洋洋万言,条畅练达,期于可行。但此时大局已成鼎沸鱼烂之势,民间有“田”字诗,所谓“昔为富之基,今成累字头”,有田者宁愿流离道途,乞讨为生,不愿回乡耕种,借以逃避“加派”。在这种情况下谈屯垦,无异纸上谈兵。此奏上否不可知,即上亦不能行,可为断言。但以十七岁的少年,能草成这样的大文字,虽说是在侯恂指导之下所完稿,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明末四公子中,侯方域颇留意经济政事,有用世之志。却以生不逢辰,英才无由得展。以小见大,侯方域个人的悲剧,亦正是时代的悲剧。 当侯恂就事一个月之后,首辅周延儒为温体仁所排挤而去官。不过温体仁虽取代为首辅,犹不敢彰明较着与东林、复社为难,所以侯恂亦得安于其位。 到了崇祯九年,东林健者文震孟被排挤罢相以后,温体仁羽毛已丰,职掌度支的侯恂乃为体仁唆使言官奏劾糜饷,被捕下狱,直到崇祯十四年方始出狱。 侯恂明史无传,他的落职获罪,系狱五年之久,始末如何,侯方域诗文中皆未提及。所谓“糜饷”,或非虚诬。 侯方域初到金陵在崇祯十一年。南归的原因是在应乡试。第二年方始结识李香君。侯方域《李姬传》: “李姬者,名香,母曰贞丽。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所交接皆当世豪杰,尤与阳羡陈贞慧善。姬为其养女,亦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称之。少,风调皎爽不韦,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也。 “雪苑侯生,己卯来金陵,与相识。姬尝邀侯生为诗,而自歌以偿之。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怏怏,因辞去不复通。 “未几,侯生下第,姬置酒桃叶渡,歌琵琶词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亦不复歌矣!’侯生去后,而故开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锾邀姬一见;姬固却之。开府惭且怒,思有以中伤姬。姬叹曰:‘田公宁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卒不往。” 李贞丽为陈贞慧所眷,亦见余淡心《板桥杂记》。可以猜想得到,侯方域之结识李香君,是从陈贞慧同游而起。至于阮大铖原与侯家有旧,胡介祺撰《侯朝宗公子传》云: “大铖佥壬凶险,顾少有俊才,其朱党阉时,司徒公绝爱之。后以身陷大逆,见槟君子,犹欲以世讲之谊,与公子通殷勤,且欲藉公子以解于四公子之徒,公子拒之峻。” 侯方域本人有《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作于崇祯十六年左良玉打算由九江移军金陵之前,第一段叙述彼此的渊源: “执事,仆之父行也。神宗之末,与大人同朝,相得甚欢;其后乃有欲终事执事而不能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大人削官归,仆时方少,每侍,未尝不念执事之才而嗟惜弥日。” 按:此言侯恂与阮大铖同朝,始而情谊相孚,继而纵迹相违,则因阮大铖投身阉党之故。天启年间,侯恂削职家居,而仍痛惜阮的才具,可知侯阮之间,并无私憾。 “乃仆稍长,知读书,求友金陵,将职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虽于我为后进,我常心重之,汝至当以为师。又有老友,方公孔,汝当持刺拜于床下。’语不及执事。及至金陵,则成公已得罪去,仅见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仆之夙交也,以此晨夕过从,执事与方公同为父行,理当谒,然而不敢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 按:成勇天启五年进士。崇祯十年行取为南京吏部主事,后改御史。崇祯十一年九月以劾杨嗣昌“入枢两年,一筹莫展”而革职充军。于此可知,侯方域初到金陵,在此年九月以后。 方以智的父亲方孔,其时新奉复起之命,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此时当因长江上游,韦盗狂起,道路阻隔,尚未赴任。 “晨夕过从”者,是与方以智交游。侯方域获识陈贞慧、吴应箕及冒辟疆当均在此时。侯方域不谒父执阮大铖,则以前一年方有《留都防乱》之揭,阮大铖为清议所弃,侯方域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词气之间,仍然在强调并无私憾。 在此书以前,又有《致田中丞景》可补《李姬传》的不足,中云: “仆之来金陵也,太仓张西铭偶语仆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词》,尤落落有风调。’仆因与相识,间作小诗赠之。未几,下第去,不复更与相见。”张西铭即张溥。所谓“间作小诗赠之”当为《四忆堂诗集》卷二,《赠人》及《金陵题画扇》二首,《赠人》是一首七绝,曾为孔东塘记入《桃花扇》中: “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争御富平车。青溪尽种辛荑树,不及春风桃李花。” 这首诗之为赠李香君,绝无可疑,但含意殊不可晓。青溪九曲,流经秦淮,见《太平寰宇记》;又有“青溪小姑”为蒋侯第三妹,见《异苑》,此为诗中青溪的来历。而“辛荑”不知是何典故?辛荑即辛夷,开花名迎春,是一种高贵的花卉,而又开在春先,故云“不及春风桃李花”。《桃花扇》引此诗,作“不及春风桃李花”,与原句的褒贬之意,完全相反。这不知是孔东塘所改,还是别有所本,尚待考证。 崇祯十、十一、十二年亦即戊寅、己卯、庚辰三年,为明朝百毒俱发,势在必亡之时,而南都的繁华,却更胜于昔。“四公子”的名声,即起于此时。十一年南闱乡试,王谢子弟,东林孤儿,连翩入场。陈贞慧、冒辟疆、侯方域皆下第,而不尽关乎文字优劣,如侯方域之被摈,乃第一场策论触犯时忌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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